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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我们在文中列出中美经贸关系近期主要的“变与不变”：
变：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下降，双方贸易格局均有所调整不变：美国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中美在底层核心产品上互相依赖
变：美国法院判特朗普全球关税违法，中美建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不变：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合作+竞争”框架内
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将经济利益放在国家安全首位不变：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利共赢是合作基础
中美近期的一系列互动表明，双方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框架内。中美之间需要稳定的贸易与沟通机制来保护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在特定关键领域，如供应链安全、关键原材料把控、科技创新等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双方都将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目标，以扩大自身产业优势为手段，进行长期战略博弈。
正文
5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距离上一次特朗普来华已有9年之久，而在这两次特朗普来华访问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新冠疫情、高通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等一系列重大的宏观和行业变化。在这样百年变局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对外战略以及文化理念，以更好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中美关系在过去9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17年的两国元首会面上，中美双方强调“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在2026年的会面上，中美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方关系的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在经贸领域，与2017年会面所提出的“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相比，2026年的会面不仅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更指出“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变与不变”，以更好地理解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变：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下降，贸易格局均有所调整
不变：美国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中美在底层核心产品上互相依赖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呈现下降态势。2017-202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由19.1%下降至11.2%；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由21.4%下降至9%。
双方各自寻找替代市场来满足贸易需求。对中国而言，中国积极拓展东盟十国、非洲、南美洲等区域的市场，2017-2025年，东盟十国占中国出口比重上升5.3%，非洲占中国出口比重上升1.8%，拉丁美洲占中国出口比重上升2.1%。对美国而言，中国台湾、越南、墨西哥是代替中国大陆地区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2017-2025年，美国从中国台湾进口份额上升4.1%，从越南和墨西哥进口份额分别上升3.7%和2.3%。
虽然从海关数据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明显下降，但实际上美国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产品，并且中国整体外贸实力并未被削弱。除了中国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之外，许多企业选择供应链“绕道”赴美，部分产能通过越南组装或墨西哥中转流入美国市场，而在供应链的两端，依然是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与美国的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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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越南为例，2019年以来，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增量与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增量呈现趋同效应，不仅方向上一致，规模上也较为接近。从具体行业来看，目前中国商品经由越南进入美国市场，主要集中在电子消费品、家具、光伏组件与部分机械设备等领域。其中，电子产业是最典型的代表，包括苹果供应链在内的消费电子组装、电脑与通信设备制造等大量产能向越南转移，但越南本地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的零部件与中间品供应。
此外，中美之间在一些底层核心产品上仍然存在强依赖。
在农产品领域，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大豆生产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对大豆的进口占全球总贸易量的60%以上，主导了下游的饲料及食品加工和消费。没有中国的终端市场，美国大豆种植业难以维持现有规模；同样，没有美国的高品质大豆，中国畜牧业也将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困境。
在石化产品领域，中国高度依赖自美国进口的乙烷。2024年中国乙烷进口量为553万吨，其中98%依赖美国，本土产量仅为2%，中国进口约占美国乙烷出口量的46%。2025年6月初，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停止对华出口高纯度乙烷，此举直接攻击了中国乙烷供应链，禁令导致乙烷到岸价从480美元/吨飙升至1088美元/吨。同时，美国企业自身也受到禁令的剧烈冲击，大量乙烷出口申请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驳回。从长期来看，限制乙烷出口对美国油气投资收益同样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在医疗器械与药品领域，中美双方扮演重要互补角色且相互高度依赖。美国高度依赖我国中低端设备、医用耗材、原料药和仿制药，我国则高度依赖美国高端设备、高值耗材、检验试剂和创新原研药。在中期内，中美难以找到品质相当、规模体量相当的替代供给。
在电子设备领域，中美半导体贸易同样呈互补结构。美国掌控芯片设计、EDA软件和核心设备等上游环节，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与封测中心，但在7nm等先进工艺上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就计算机与智能手机而言，中国以完备的制造体系和低成本承接约65%的全球PC组装产能，中美产业链高度嵌套，即美国提供技术与市场，中国提供产能与产品。在中期内，双方都难以找到体量、品质相当的替代者。
在稀土方面，稀土是当前全球高技术制造业中的关键环节，大量应用于电动车、风力发电等行业。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4%，但我国控制全球约70%的稀土产量和70%-80%的出口量，中国的稀土加工能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优势。美国自身并不缺稀土，也是全球重要的稀土来源地，但美国几乎没有下游冶炼和磁材制造能力，因此高度依赖中国的加工能力。
综上，中美在一些关键领域仍具有高度的贸易互补性，贸易摩擦会对双方企业的经营、原材料价格以及行业发展等造成强烈冲击。然而，中美双方同样在这些关键领域积极寻找替代方案。例如，中国在“十五五”规划中强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华为、中芯国际、寒武纪等企业加速推进国产算力与芯片的生态建设；美国则将稀土供应链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美国政府加大对本土稀土矿以及稀土产业链的投资，扶持MP Materials等企业扩建加州稀土矿，以降低对中国稀土出口的依赖。
合作共赢、互利互惠仍然是中美贸易的压舱石。但在此基础上，国际分工体系的逻辑已不再建立在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上，各国都将供应链安全作为参与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并将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
二、变：美国法院判特朗普全球关税违法，中美建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
不变：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合作+竞争”框架内
近期，美国国内法院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连续否定，成为观察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一个切入口。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多项关税违宪，股票配资，多空杠杆，炒股配资杠杆，平台测评其中包括所谓的“对等关税”以及芬太尼关税。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征税权专属于国会，总统行使此项权力必须有国会的明确授权，IEEPA关税不符合“重大问题原则”。
在最高法院裁决公布当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附加关税，以取代IEEPA关税。新122关税受时间限制，期限最长为150天，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和延长（外界普遍认为很难实现），将于2026年7月24日到期。在122条下，针对中国适用的税率从20%（“对等关税10%”+芬太尼关税10%）下降为10%。
5月7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再次裁定，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的10%全球关税无效。同时，美国海关已启动第一阶段关税退款。根据宾夕法尼亚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报告测算，如果撤销IEEPA关税，将带来最高约1750亿美元的退税规模。
此次美国最高法院以及国际贸易法院的两次裁定削弱了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作为贸易武器的威慑力，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市场，还可能引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响应。
过去一年，美国政府依据IEEPA与多个贸易伙伴达成的关税安排，将因这两次法院判决面临法律不确定性。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美国与他国双边协定的稳定性可能因司法判决而动摇，这将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出海竞争格局。在原先“对等关税”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基于关税洼地所开展的出海布局或将发生变动，而对于贸易风险的识别已不仅局限于中美双边纬度，更多需要建立多边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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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针对特朗普IEEPA关税的裁定释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总统和政府不能无上限地滥用关税工具。在去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美方一度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并得到中方的严厉反制，中美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直到中美在日内瓦进行经贸会谈之后才下降关税。
中美两国元首近日在北京会谈之后，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其中提到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某种意义上，在两个理事会进行常态化、机制化管理之后，中美之间将更少见到高波动性的冲突，中美经贸磋商将迈入一个可预期的稳态。同时，在贸易理事会下，中美双方将推动300亿美元或更大规模的产品对等降税。
从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的解读以及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谈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态来看，在贸易理事会的框架下，中美贸易往来的商品将被分为“战略商品”和“非战略商品”两类，中美双方将率先推动“非战略商品”的双边关税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设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在短期内将中美经贸冲突限定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但从长期来看，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的竞争战略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态度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虽然在两届任期内，特朗普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展现对华强硬姿态，但许多学者认为拜登政府在贸易保护主义上走得更远。在拜登就职总统期间，不仅保留了前任对华征收的大部分关税，还在技术战线上大幅加码。2024年，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关税从25%提升至100%，对太阳能电池征收50%关税。此外，在半导体领域，拜登政府向荷兰阿斯麦和日本设备商施压，限制盟友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试图从源头切断中国的芯片制程升级路径。
就在中美宣布成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仍在推动新的对华科技限制法案，提出对美国盟友购买美国科技产品进行补贴，规模约在5亿美元，以降低国际市场对中国人工智能工具的依赖。
综上，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IEEPA关税违宪以及中美双方建立贸易投资理事会，均意味着中美在关税问题上呈现缓和迹象，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有望止跌回稳并重新迈入增长轨道。同时，美国在关键贸易领域仍将对中国采取竞争遏制策略，中美双边贸易将长期维持在“合作+竞争”的框架内。
三、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将经济利益放在国家安全首位
不变：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利共赢是合作基础
特朗普此次来华访问，中美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作为协商平台，种种举动均表明美国对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采取务实态度，中美经贸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稳定阶段。
这些转变有迹可循。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理念遵循高度务实的政策导向，将经济、贸易与供应链稳定置于国家安全的中心，而非传统的价值观、军事竞争或反恐等。这同样表明，美国在全球影响力下滑、国内贫富差距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不得不选择战略收缩。
对中国而言，无论他国选择收缩或扩张，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探索更加确定性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和合作道路。截至今年4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4.5%，进口累计同比增长23.6%，达到2023年以来的高点。
在实际行动方面，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
总体而言，中美近期的一系列互动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框架内。美国并没有全面压制中国发展的能力，中美之间仍需要稳定的贸易与沟通机制来保护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在特定关键领域，如供应链安全、关键原材料把控、科技创新等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双方都将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目标，以扩大自身产业优势为手段，进行长期战略博弈。
（本文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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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昕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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